整个刚果，在二次大战时期都是格外艰苦的。动员从军参战的人数大概是不多的。整个法属赤道非洲只有几千人参军，大部分还是乍得的萨拉族人。而且这个时期经济繁荣，财政收人增加。刚果的产品很容易推销，盟军大批到达也使商人们发财致富。但反之，当地老百姓则依然要被迫从事强制劳动:对橡胶的强制割取、修筑公路、从事巨大的战略军事工程。法属赤道非洲当时是盟国部队和给养开往中东和东非战场的通道。

尽管巴拉利人被强制劳动和遭受严厉镇压，但他们心中对戴高乐将军本人的忠诚却是真挚的。他们一向把他看作是一个奋起保卫祖国、反抗侵略者压迫的人，并认为他的遭遇类似他们的民族领袖安德烈·马佐阿。马佐阿于1942年死后，就成了一个传奇式的人物:传说他的死讯不过是殖民主义者散布的谣言…马佐阿实际上已经从狱中逃出，找戴高乐将军去了。他们俩在一起为解放他们各自的祖国而工作着。一直到最近几年，那些马佐阿的信徒们，仍然在传布关于马佐阿的神话，说他住在巴黎一所宫殿中，在那里继续同法国当局进行谈判，以便实现刚果独立……“马佐阿必将回来，应当准备和希望马佐阿的归来。除去马佐阿的行动以外，其他的一切行动都是徒劳无功的··”。

由此可见，政治活动变成了宗教式的预言，友谊会成为一个纯宗教性的神秘主义的组织，不久就有了它自己的教义、仪式、清规戒律、象征物和它自己的传教士。但同时，马佐阿主义宗教化以后，就不能再使全体巴拉利人保持一致的意见。世界大战结束后，政治的道路已展现在非洲领土上新的法国公民面前，很多巴拉利人拒绝走神秘主义的道路而选择了政治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