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圣诞节那一天，友谊会派了两个代表从巴黎去布拉柴维尔。这两个代表的演讲，立即在巴刚果人中间激起了一股极大的热潮，因为这些话符合他们心中长期以来的希望。这些人认为有了友谊会运动，过去的光荣伟大的时代又将到来。“由于他们到处取得成功，这两个代表的使命不久就超出了单纯的取得联系的范围。他们在所有的公共场所都受到欢迎，好几公里外的群众都跑来一字不漏地倾听他们的讲演。在每次集会中，都表现出大家思想威情的融合和一种群情激昂的气氛。听众们期待他们讲的东西太多了，以致于这两个代表不能把他们的讲演题目局限于社会问题。不久他们的讲演，就具有了政治演说的调子和形式。”与此同时，募款也取得极大的成功，在几个月里就募得捐款十万法郎。此事本身也就具有了政治意义。

这就不仅是为了帮助在宗主国劳动的非洲同胞，而是为了参予使刚果取得自治的活动。当时对取得自治地位的过程，还没有明确的观念。但我们可以确言，绝非采取起义或革命行动的问题。友谊会自己也规定要从事和平、合法的活动。据巴朗迪埃说:当地人民原想用这笔钱赎买土地，因为按照当地习俗，战胜者所占领的土地，战败者可以出钱赎买，因此友谊会募来的款项，原意是为了向法国人赎回巴刚果人的土地，从而使后者重获自由和独立。照马夏尔·森达(见前引论文)的说法，友谊会募来的款项是为了取得公民权而缴付的捐一税多这是殖民地人民的纳贡，以便取得同殖民者在法律上的平等。这两个解释似有不同。

第一个解释说明要求自治、甚至独立的想法。第二个解释说明要求与宗主国合并为一的理想。前者大概可以代表当地人民的想法，后者则说出了运动的首创者安德烈，马佐阿内心深处的愿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