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巴黎，友谊会的行动也有倾向于政治活动之势。马佐阿在1928年6月4日和10月12日两次向法国总理上书，表达了他的具有政治内容的立场。在信中他谴责了殖民制度，揭发庞大的殖民公司和行政当局的弊端，要求取消“土人法规”，而使所有非洲人都取得法国公民的地位。明显地可以看出，友谊会运动领导人的立场?马佐阿是想在殖民国家的法律和司法的范围内来抨击那些以黑人为牺牲品的弊端，并从中找到非洲人在政治上发展的道路。马佐阿是想使刚果人成为“百分之百的法国人”。

1929年11月6日，马佐阿在给他的辩护律师一封信中，再一次表明他的这个理想:“我们早就参加了保卫祖国和扩张殖民地，现在是不能怀疑我们的忠诚的。虽然我们是有色人种，但政府对我们应像保护塞纳河或卢瓦尔河畔的居民那样保护我们。期待着政府给我们以公正的待遇，给我们最低限度的权利。政府不应当阻挠我们的努力，而是把我们提高到同一切其他公民一样的生活水平。我们要无愧于我们的国家。”以首席总督安托内蒂和刚果总督阿耳法萨为代表的法殖民当局，看到友谊会的动向和它取得的成功，决心采取有力措施，并惩办友谊会的领导人。

1929年逮捕了恩冈加和巴卢这两个代表，并没收了11415480法郎的捐款。在刚果的友谊会的几个领导人，雅克·马亚萨和卡米耶·迪阿塔等人也被逮捕。马佐阿在巴黎的住处被搜查，他本人也被逮捕，并在1929年12月被解送布拉柴维尔。友谊会的这些领导人以诈骗罪在布拉柴维尔土人刑事法庭受审。审判按照“土人法规”进行。巴刚果人认为这是一个挑衅行为，对此非常愤慨。最初在农村和布拉柴维尔都出现了示威游行。后来，运动改变了公开活动的办法，成立了半秘密性质的委员会。由于当局采取了维持治安的措施，示威游行也改为一种无声的反抗，表现为消极抵抗和不听行政机关的命令。特别是市场得不到供应。在审判友谊会领导人以前的一些日子里，布拉柴维尔缺乏粮食。

1930年4月3日下午，法庭宣判:对马佐阿判处三年监禁、五年禁止居留。黑人群众闻讯激愤，立即涌向市政府。行政官兼市长奥克莱和几个副市长都挨了打。军队经过几小时名符其实的战斗，才把占领了市政府和广场的巴拉利族群众赶走。此后许多天，接连闹事，在布拉柴维尔非洲人住的近郊，巴拉利人同维持治安的军警发生了几次冲突。巴拉利族的劳动者，特别是当仆人或侍者的，罢了好几天工。马佐阿和他的同伙被流放到乍得服刑。在此期间，刚果地区的黑人依然积怨很深，等待时机反抗，而法国当局则企图予以镇压。7月14日法国国庆节，非洲人拒绝参加纪念仪式。当局给酋长的传统礼物也被拒绝接受。生产者也不愿把产品送往市场?雅弗尔神父写道:“那些人被流放以后，人们仍然保持原来立场。这点从下列事例就可看出来:布拉柴维尔市长(行政官)召集各酋长，要把友谊会在他们地区所募集的捐款交还给他们，但他们一致拒绝接受。他们早在法庭宣判的第二天就已作出决定，即使行政机关采取送礼或赠款的隐蔽形式，任何人也不接受退款，耍叫白人承担没收捐款的责任。”友谊会继续生存下来，它变为一个半秘密性质的团体，换了一些新的干部，主要是在传教士中选任。

虽然友谊会并没有放弃它最初的目标:推动刚果人在知识上的解放，进而达到政治上的解放，但已经出现一种苗头:痴心地期待着马佐阿的归来。友谊会的演变就这样已见端倪，从政治理想升华为宗教。对刚果地区的这种消极反抗，法国当局实行武力镇压。派遣殖民军队到农村进行无法无天的骚扰勒索，把顽抗的人解往正在修建中的刚果-大西洋铁路工地充苦役，把凡是友谊会的成员，或同情友谊会的黑人官员撤职或调离。